配资一般用什么软件乱世“平民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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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1配资一般用什么软件月9日配资一般用什么软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乘轮船沿长江前往武汉。配资一般用什么软件他在日记中说“余作客汉上,原为避免政治而来,若再与政局中人接近,不若不来矣”。不过,此行远不是躲避纷扰那么简单,生逢乱世,他既没有离开政治,也没有忘记生意。n50大牛时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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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当时南方革命声浪高涨,身处上海的陈光甫不无感受,他对北洋政府的前景甚为悲观。不仅是他,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随着北洋政府日暮途穷,眼光敏锐的银行家们多不看好。比如早在1924年10月,身处北方的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籍银行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就写道:“照此趋势,北方几无政府,南方似有成立统一政府之望,姑坐以待。”n50大牛时代网

  陈光甫是江苏镇江人,素有“平民银行家”之美称。1915年,他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任总经理。这家银行注重与工商业的关系,跟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相径庭。到1926年,该行工矿企业和商业放款,已占到全部放款的74%左右,资产总额达到4700万元,存款超过3200万元,年平均赢利在40万元以上,成为国内极有影响的一家商业银行n50大牛时代网

  在当年南北对峙中,财力雄厚的银行家们面对来自双方的拉拢,陈光甫身不由己,也受时局的裹挟。他一手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期业务主要集中于南方,是比较纯粹的民营性质,与北洋政府没有深厚的历史关系,对来自北方的拉拢保持警惕。相比之下,他对广州的革命政府则抱有一定的期待,后者也把陈光甫视为银行家中难得的可信任人选。n50大牛时代网

  早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之前,上海的金融家就与蒋介石、宋子文以及蒋身边的军需处、经理处人员有所交往。北伐刚开始,时任广州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的孔祥熙,即函配资一般用什么软件约陈光甫南下广东,并让受上海金融界之托前往江西、湖北观察形势的苏州籍银行家贝祖诒,当面向陈光甫转告南方情形。由于双方关系颇为紧密,当广州国民政府北上武汉,面对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压力倍增的困境,急需银行界伸出援手时,陈光甫回应相当积极。那时蒋介石跟武汉方面还没有公开配资一般用什么软件分裂,人们常以国民革命阵营一体视之,尽管陈光甫等上海金融家和蒋接近,但陈本人与革命阵营的直接接触,仍始自汉方。n50大牛时代网

  1926年12月,武汉国民政府为整理湖北金融,筹议发行公债。陈光甫与张嘉璈、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密商,认为国民政府对于新旧债务有诚意维持,“与议者大都赞成国民政府财政计划”。得到沪汉金融界的支持,1927年1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2000万元。n50大牛时代网

  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汉口银行公会会长的唐寿民,对公债发行最为积极。据银行界人士回忆:“在宋子文召集银行界开会,要他们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时,别人都在支支吾吾,他却率先带头认购了15万元,同时说服其他银行也来认购。他是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说话有号召力,由此促成了银行界向国民革命军一边倒的局面,总共认购100多万两,解了宋子文的燃眉之急。”唐寿民的大力响应,博得宋子文好感。当时唐氏代表陈光甫处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汉口的行务,这一切应是得到陈氏默许的。n50大牛时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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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8月,蒋介石在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内各路反蒋势力联手压制下,不得已以退为进,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宣布“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控制南京政权。n50大牛时代网

  随后,桂系发兵西征,宁汉合流,桂系取得对武汉的实际控制权。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后,桂系继续控制武汉,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基地。此后,声言要与政治保持距离的陈光甫,却与桂系开始了一段曲折的往来。n50大牛时代网

  汉口分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大的异地分行。1926年年底,该行存款总计3244万元,其中上海总行占约64%,汉口分行存款为285万元,占近9%。其他分行,除虹口分行占约5%外,南京、苏州、天津分行份额更低。放款业务,汉口分行占到全行的11%,仅次于上海总行与国外汇兑处。汉口分行地位如此举足轻重,陈光甫不能不对武汉形势与业务特别重视。n50大牛时代网

  偏偏此时汉口分行发生重大人事异动,本来深得陈光甫信任的唐寿民突然去职。对其“出走”,陈光甫1928年初的日记中讲了八条问题,总结起来就是:“(唐)做了经理,事事皆可取求自私。”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在行领俸之时,即要去勾结宋子文,故外间谣传已派为厘金总局长等语。到申后明明宋子文已与其接洽,要当为江苏银行经理,而表面上作为不同意,必定要子文与我说,我当面答应,而寿民随后将计划拿出来,此之谓不忠。”n50大牛时代网

  汉口分行暂失掌舵人,陈光甫亲自出马处理行务,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他在日记中写道“驻汉达六个月,苦心焦思,处理应付客户还账,碍难拒券钞而不收,存户提款则通融而付现”,由此“信用既固,存款激增”。又说1928年“正月,存款约仅200余万元,至十月,为900余万,陡增四倍有余;放款亦达800万之数,三倍于上一年,为汉市汇划的中枢”。这样的成绩,对比一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年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得更清楚:1927年,该行存款总额3133万元,在11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五。1928年,存款达到4646万元,排名上升到第二。可见,汉口分行贡献了全行近一半的存款增加额,存款比重也上升到接近总额1/5,成为全行的支柱之一。n50大牛时代网

  陈光甫在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的信中说:“我行在汉维持市面,实现辅助工商业之责任。在沪上银行众多,难期有此机遇。”表面上看,这是避开了上海这一各大银行激烈竞争之地,汉口分行才能在“临阵换将”的危机下,在江城继续打出一片天地。n50大牛时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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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当年的中国以及武汉,陈光甫纵有天大本事,也很难真的做到“在商言商,不问政治”。他此番“亲征”得以收拾危局,当然另有玄机。在1928年10月给杨介眉的信中,他写道:“十一月一号湖北省银行开幕以后,所有官家存款三百余万元或须转存省银行,计算必有四分之一甚至半数必须提出。”这一巨额“流水”,不用说都进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账下。n50大牛时代网

  由上海启程赴武汉前夕,陈光甫接到白崇禧“要求帮忙筹款”的来信,可以推测,他起初赴汉确是为了挽救“群龙无首”的汉口分行,但真正促使他决定西行的,还是这封武汉来信。n50大牛时代网

  1928年4月,陈光甫与时任武汉财政委员会主席的白志鹍见面,且在现场“巧遇”李宗仁。陈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李前日到汉,今早武汉财政委员会派人探听余在宅否。其时甚早,适散步未归。九时返宅,余即往财政委员会晤白志鹍。此人为学者,持身谨饬,在汉有廉洁之名。去岁曾见过一次,余久思访晤。今闻渠来见我,殊觉自视太高,故特走访至财政委员会门首,适白送李出门,白见余即云‘李总指挥约余访阁下’,随即介绍李君与余相见,约至楼上谈话。”n50大牛时代网

  陈光甫日记中还称:“李君面上略有风尘气,而一见即知为爽直之人,言词举动之间颇思为人民谋幸福,而毫无军阀态度,可称为革命之代表者。”可以肯定的是,武汉之行后,桂系给陈光甫留下了良好印象,这推动了他与桂系展开合作,陆续出大笔款项。n50大牛时代网

  但从武汉回到南京的陈光甫,对桂系方面也并不是没有抱怨。他在日记中写道:“今阅星期报告,悉官方建设委员会二万余元又成呆账,汉口地方创业匪易,官场、商界均觉银行可欺,不还即不还,我方毫无能力。一般官场醉生梦死,总以为银行不要紧,彼时不借,亦觉与感情有伤,今借而不还,信用二字何在。本行在汉已入于欲罢不能之势,存款愈多,风险愈大。外人总云我行赚钱而不知暗中有损。”n50大牛时代网

  正因此,当汉口分行呈迅速发展态势时,陈光甫却在密谋从汉口撤资:“汉行存款已达九百万左右,起码有四百万须陆续提出。”1929年上半年,随着宁汉双方冲突的日渐激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一败涂地,武汉归属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之下,这时候再看1928年年底陈光甫的撤资举动,不能不说其深具远见。n50大牛时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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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前后的陈光甫,审时度势,在南北、宁汉、蒋桂之间的抉择及与国民党人的交往中,似乎处处占得先机,竭尽商人八面玲珑之面相,由此可见他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力量与商人间的关系,远非想象的压迫或利用那样简单。尤其宁汉合流后,陈光甫西上武汉,从主动交好桂系以恢复官方业务,到后来自保撤资,商人的逐利本能和精明算计显露无遗。n50大牛时代网

  不过,除了本能的利益追求,陈光甫的确也有着自己对政治的判断和坚持。他甚至希望:“不过二十五年,商人地位进步如此之速,诚可惊异。以此类推,则中国商人之地位惟有日见增高,不难有商人组织政府之一日。而可虑者,为商人之脑筋应须多加修养耳,否则亦不过一般军人政客之傀儡。”其中有他对商人乃至对自身的期许。n50大牛时代网

  作为商人,陈光甫对于政治庇护的期待与妥协,隐含的是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个给社会带来安宁,为市场营造稳定环境的政府。正如当时在华的外国记者鲍威尔在回忆中所言:n50大牛时代网

  “上海中国工商金融界,这时大都支持国民革命运动,他们希望国民革命军能够结束10多年来中国政治的动荡局面,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贫苦的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n50大牛时代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民国金融史,著有《1908—1937年的交通银行》。n50大牛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