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惠制药股票警惕中国式滞胀 财政须下大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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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节节攀升康惠制药股票,外汇占款大增,紧缩货币康惠制药股票政策连连出手。但近期银行间市场利率大涨,银行头寸紧张,而企业的资金面已经开始告急。对此,社科院金融所所长王国刚和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应用财政手段治理物康惠制药股票价上涨,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药不对症,切不可因为控物价误伤实体经济。

  物价上涨不等于通胀

  紧缩货币药不对症

  王国刚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通胀,而是物价上涨。“国务院办公厅去年1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用的是”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提法,其中16条措施没有一条是涉及货币政策的。治理通胀必须用货币政策,但对控制物价应用财政政策和行政措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但药不对症,而且贻误战机。”

  王国刚指出,在西方国家中CPI不包括农产品和资源产品的价格,但在中国CPI中,食品类占比达到三分之一。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产品价格和资源产品价格上行是一个客观规律,简单以CPI上行定义通胀,不利于维护农民的利益,不利于节能减排,也不利于理顺价格体系。

  他分析,目前推高物价的一个因素是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应对南方冻雨和北方大旱等自然灾害显然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药到病除的,必须用财政政策,如补贴受灾地区的生产者来解决。对利用灾害炒作农产品最有效的手段是行政措施。此外,要注意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热钱流入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简单用通胀概念不利于厘清和解决问题。

  对此,贾康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实践证明往往产生明显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胀,进而又唯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如果具体考察一下我国这些年的物价上涨,可以发现带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存在着食品中少数龙头产品“供不应求”、“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调控当局如能够有针对性地着力于较快增加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便有可能相应产生缓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来求得对物价的控制。

  贾康认为,事实上,对于输入型通胀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弹性不太大。比如,我们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另外,物价上涨的成本推动型特征也很明显。对于结构性的问题,必须用财政措施改善。如,可以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预期;通过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将原来潜在供给转化为现实供给,降低中低收入居民支出;通过吐出食品如猪肉库存达到平抑食品价格的目的。

  对于目前银行头寸紧张的现象,王国刚分析,资金紧张的成因很复杂。一是年前用钱高峰期,恰逢提高存款准备金效应显现。本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冲外汇占款对商业银行头寸影响不大,但不少中小股份制银行没有外汇资产,人民币资金交上去就回不来了。提高存款准备率对中小银行有着很强的紧缩力度。另一方面,大银行鉴于监管要求,对今年的强化监管所引致的金融紧缩预期没底,虽然不缺钱,但不敢放款。

  要警惕“中国式滞胀”风险

  贾康提醒,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用工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衰减的苗头。因此,应警惕“中国式滞胀”的风险。因为一旦出现滞胀苗头,再动手根除就晚了。

  “我最担心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贾康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无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政治家回应民众诉求,全面改善社会福利,赶超发达国家。结果对经济的短期考虑压倒中长期考虑和衔接,最终发生滞胀,社会福利的赶超也从云端跌入尘埃,经济一蹶不振。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也经历过滞胀。为振奋越战后的颓废感和垮掉的一代,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连续十年工资水平增长10%以上,结果带来70年代滞胀,引发凯恩斯主义调控框架失灵。直到新经济崛起才撑起美国经济。

  贾康建议,现阶段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损于国家现代化事业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